正忙于将集团不怎样的资产高价装入上市公司的山西汾酒(600809)最近旗下贴牌在捣乱。

蓝鲸产经近日报道,有多位酒类经销商爆料称,遭遇“山西汾酒代理”骗局。在酒厂参观签约,以为成为酒厂的经销商,谁知竟遭遇“李鬼”,不仅产品与之前约定好的不相符,且价格虚高。


据受访者反映,有公司以山西汾酒的名义向全国招代理商,经过电话接触后,组织有意向的人进入山西汾酒集团和山西汾酒股份公司参观,在酒厂内签订代理合同和授权书,收取代理费用,并承诺发放正规的股份公司产品。而结果,签约的经销商收到的是汾酒集团的产品,且价格虚高。

经销商反映,涉及受骗人数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人,每人涉及金额从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其中一位经销商表示,2018年11月27日厂方组织他们参观了中国汾酒城、汾酒博物馆、山西汾酒酿酒车间和包装盒仓储库房,其中一部分人就由招商经理单独签约。第二天,在中国汾酒城某个酿酒车间楼上的党委办公室,再次组织签约,“也不知道汾酒集团怎么管理,很混乱,造成骗子有可乘之机。”

一位杨姓代理商还向蓝鲸产经记者表示,他是在“959品牌商机网”上看到白酒招商项目,随后接受对方的邀请去酒厂参观,先交了1万元押金,其后交付19万元,共计20万元签订代理协议。但是收到货后发现,并不是谈好的山西汾酒股份公司的产品,而是汾酒集团的产品,更令其难以接受的是产品价格虚高,其中一款由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42度的汾酒珍藏老坛V8,他的代理价格为每瓶68元,而他在其它渠道了解到的市场指导价仅为每瓶38-45元,拿货价仅为10多元,从而导致其收到的货物卖不出去,积压在库里。

另外,华夏时报报道,日前,有经销商丁先生向记者爆料了一份与汾酒旗下酒厂的销售合同。丁先生提供的信息显示,联系并向其推销酒的是一位杨姓业务员,其微信号也标注自己来自汾酒集团。

该合同显示,其是与一家名为“山西杏花汾玺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起止日期是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2月25日。授权其在江苏无锡内的某个县内的独家销售资格,首批进货金额不低于15万元。

目前,该15万元已经汇出去了,但至今都没有开发票。”丁先生说,对方不开发票的理由是汇款走的个人账户而不是对公账户,因此没办法走账。

丁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盖有山西杏花汾玺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的专卖店授权书,授权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

受访者向蓝鲸产经记者透露,对方当时的解释是,集团是产销分开,因此是以全国运营中心的名义与代理商签订合同,但产品会发股份公司的。此外,据受访者提供的名片显示,邓建民所属公司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酒业发展区股份有限公司。


随后,蓝鲸产经记者在启信宝数据查询发现,“汾酒集团杏花村大缸酒全国运营中心”查无资料,而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酒业发展区股份有限公司则是在2012年成立,法人为山西汾酒董事长李秋喜。

受访者表示,他们也曾向山西汾酒打假办反映上述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核实一下”,之后便再无下文。

一位原汾酒销售人员向蓝鲸产经记者透露,集团对于贴牌管理一向较为混乱,如四川某地代理商买断了“汾”牌产品之后,开打价格战,导致当地市场做不出来,“白酒行业一般是一个条码对应一款产品,有的代理商为了省钱就采取了‘套牌’的方法,即申请一个条码,但旗下能出十几个产品。”

上述受访者杨先生告诉蓝鲸产经记者:“我们的维权目的是要求邓建民方面退货退款和相对损失赔偿,防止更多受害者受骗,也是对汾酒品牌形象的维护,加强汾酒集团管理。”

而对于上述受访者提出的问题和质疑,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大伟对蓝鲸产经记者表示,该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了解、甄别、核实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从目前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来看,有人一直以“酒厂”的名义与受访者展开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构成“表见代理“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纠纷的话,酒厂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受访者可以向酒厂主张相关的权利。

除此之外,《华夏时报》记者在丁先生提供的合同中看到,甲方(山西杏花汾玺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权利和义务包括负责处理中国区域内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红花玉世甲系列产品相关事宜,制定并统一安排中国区域营销战略、销售形势、管理工作;向乙方提供用于产品销售、促销、推广、广告所需文件、资料和素材;向乙方提供产品知识及营销知识的培训;在产品销售中积极保护乙方的利益,配合,指导乙方进行销售区域内的促销、推广及销售事宜。